【西歐福利制度案例】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制度 |為什麼成了加強剝削呢 |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困境與出路 |
August 7, 2023
以往，很多人會告訴我們，西方國家之所以實行高福利制度，是因為這種制度能民眾生活保障，讓人無憂情況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意在激勵社會勞動者。而這些國家確實這樣制度下突飛進，一度成為全球發展最前沿地區。但是，這一論斷定義是“以往”，並沒有於眼下實際問題。
事實上，高福利制度中大幅提高收入、無門檻發放全民失業保障金，確實最初時候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時間推移，這樣環境中生活民眾，會變得懶散。這種懶散狀態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到西方福利社會方方面面。
我們舉一個例子，筆者朋友此前招聘員工時候遇到了這樣問題：開出地工資要薪資，勞動保障，每天僅工作6時，上下午各工作3時，可以説是待遇好了，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每天有幾個人來打電話諮詢，但聽説“早上和下午要上班”後，諮詢者表示放棄，他們希望找是“半天工作”，而同一時期，當地青年勞動力失業率16%。
這種現象實行高福利西方國家普遍，一面是高居不下失業率，一面是勞動力，這看似矛盾二者，同一地區“紅色預警”狀態存在着。
而這背後罪魁禍首，“畸形高福利”。因為即便沒找到工作，能比鬆地獲取額失業補貼，所以很多人並會於尋找工作，此外，如果能找到“半天工”，那麼可以讓自己變成“低收入羣體”，能得到福利補貼。於是乎，就出現了“勞動力”與“高失業率”一起出現現象。
可以説，西方社會經歷過前期“高福利積極期”後，人性使然下，一發不可收拾地邁入了“高福利弊端期”——全民懶散。而這種狀態下，幾十年修一座橋，五十年修一座地鐵站，沒有危機感民眾開始走向墮落，進而出現了類似於法、德、意國“全民佛系修仙”社會狀態。
鼓吹“高福利”一些學者，總是“社會矛盾”為突破口，告訴國人“西歐式高福利”性。然而，這是典型“斷章取義”手法。
我們否定，西方各國早期實行高福利制度時候，該制度確實緩和了當地社會矛盾，民眾幸福感日俱增，“高福利制度”實施帶來了積極意義。然而，很多人了兩點：第一點是實行高福利制度時候，相關國家經濟，高福利對應是過去沒有福利保障社會狀態，所以會出現；第二點是人的慾望是可能填滿，説國家濟不行時候，福利縮減會演變出社會矛盾。
以上兩點總結起來，一句話：時間推移，高福利制度會成為、社會矛盾出發點。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法國身上得到教訓。早期時候，法國經濟，社會發展迅猛，因此實行了高福利制度，全民指數飆升，社會矛盾緩和了，但這些年法國經濟低迷，政治動盪，高福利制度不但成為國家發展“累贅”，成為了社會矛盾爆發點。而因為無法提供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法國不但成為了近年來世界“罷工中心”，成為了“革命中心”，並演變成了轟動世界“黃衫軍暴動”。
關於第二點“人性慾望使然”，筆者有底氣説道，因為筆者是這一現象見證者。筆者大學是受歐盟和當地政府高額補助重點學校，學生伙食費政府補助之下，每人僅需要2—3歐元之間，可以説是非常低了。然而，2015年前後，因為國家經濟低迷，歐盟補貼縮減，再加之社會物價上漲，學校補貼不夠，導致了學生伙食費漲了0.5歐元左右，按理説這可以理解，可筆者身邊西方同學，全然認為學校削減補貼是“剝削”，於是食堂砸，學校周邊出現了暴力遊行，學生們舉着牌子要求“伙食費應該全報銷”，直到防暴警察拿催淚瓦斯和辣椒水控制現場得以平息亂局。
而這些年，類畫面，西方經濟和其國家實力整體萎縮，地各國出現了，無盡的慾望使然下，罷工、罷課，是暴力襲擊風潮，法國刮到意大利，德國刮到比利時，一個個神話“高福利”國家，接連“淪陷”。
可否認是，“高福利”實行，確實早期能夠激發社會鬥志。我們社會科研、教育工作者例，高福利制度早期這類知識分子鼓舞是，這保障了知識分子生活，讓知識分子能夠全身心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但萬事於一個“尺度”問題，過了“度”總會適得其反。
我們以法、德例，這兩個國家是過去全球工業、科學研究佼佼者，但我們會發現，近些年來，包括法、德內，西歐周邊實行高福利制度國家，國際工業、現代科技舞台上，很多現代科技領域競爭力不敵並沒有實行高福利制度中、美國。
那這是什麼呢？是因為高福利制度知識分子補貼嗎？答案不是，事實上，早在2000年後，西歐各國中國科技崛起，開展了史無前例“人才培養計劃”，可動輒幾十億歐元，數百億歐元經費投入，不但沒有拯救各國科研事業，反而各個領域中國後起之秀超車。
其實，並不是高福利國家知識分子努力，而是因為資源情況下，高福利制度“好意”會演變稱“過度保障”，進而導致知識分子失去鬥志。説得簡一點：沒有危機感高福利制度下知識分子，追求科研成果社會效益，研究成果很多時候停滯了意識形態領域，而沒有像中美那樣轉化成社會發展動力。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今年前3個月，英法德“老牌歐洲強國”接連不斷罷工困擾着：英國引以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遭遇有史以來危機，數萬名醫護人員上街表達；法國人退休制度改革反對不僅有暴力趨勢，街頭巷尾留下萬噸無人收拾垃圾；德國“31年來罷工”影響到該國經濟和民生，機場罷工潮導致近 10萬名乘客出行不便……福利制度危機背後，凸顯歐洲戰後融合度和價值觀多元文化遭遇挑戰。伴多國右翼政黨掀起“政治海嘯”，“難民傷”“移民”時隱時現。正如法國民調機構“意見路”民調結果顯示，法國“歐洲”國家財富、政治和宗教三個領域民意統一度正在降低，國家陷入“分裂”狀態。有人認為“老牌歐洲強國”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年久失修”，有人抱怨政府“小修補”不見，反讓國家迷失了方向。
英國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提出建立全面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國家。二戰後，工黨政府推出包括社會保險、生育津貼、失業補償、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障一系列社會福利制度設計。創建於1948年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是全球第一個覆蓋全民免費醫療保障制度。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這一“英國福利制度桂冠”當成“國家名片”全球觀眾展示——體育場中央擺放着上百張病牀，“護士”照顧着“患者”，並組成“NHS”三個字母。
紀錄片主持人、英國政治新聞記者安德魯·瑪爾執筆《英國現代史》一書中這樣寫道：“NHS讓數百萬英國底層民眾平生第一次走進醫院或診室，享受作為公民權利，而不是像乞丐一樣奢求治療。”儘管NHS建立初人質疑“浪費和”，但它能幫助“去掉民眾恐懼感”，戰後改善他們生存狀況，激勵國民士氣和增強社會團結。
然而，運營近75年後，美國《華爾街日報》文章言：“身處史上危機英國NHS體系正在分崩離析。”《環球時報》駐英國記者瞭解到一組數據是：當下英國，突發心臟病或中風患者急救車要花1.5個時；710萬英國人正在排隊、等待住院接受治療；各種延誤治療導致每週有300500人離世……於人員、工作強度大、收入縮水，英國醫護人員2月中旬舉行了有史以來規模罷工遊行。
議論“看病難”時，一些英國媒體提到本國福利制度“實現其目的”，百萬家庭面臨生活成本危機，食物和取暖之間做選擇。2021年，英國慈善機構特拉塞爾基金會全年送出220萬份食品包裹。去年入冬前，英國“燃料户”（能源賬單支出超過可支配收入10%，且剩餘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家庭）數量達到700萬户，是2020年兩倍。英國《金融時報》經濟主編克里斯·賈爾斯撰文稱，相比其他發達經濟體，英國經濟看起來飽受“慢性病”困擾。英國政府沒錢提供像樣公共服務、於支撐擴大社會需求時，像“打一場既停不下來贏不了戰爭”。
2008年金融危機後，英國財政赤字攀升。當政府削減公共開支時，英國國王基金會報告指出，福利國家“瘦身”是一項失敗社會實驗，削減福利意味着人、婦女、少數族裔、兒童、單親家庭及殘疾人獲得財政“救援”很多機會剝奪了，他們成了財政緊縮犧牲品。
讓《環球時報》駐德國記者感受是，最近幾年，德國差距擴大，民眾生活質量下降。柏林，街頭出現多無家可歸者。退休老人街頭垃圾箱裏撿瓶子去換錢。前兩天，記者公園遛狗時碰到一個穿戴白人大媽，她懇求記者她一些零錢，並訴説：“現在物價高漲，我退休金不夠，只能這種丟人方式討錢。”
今昔比，87歲慕尼黑退休學者維爾朗德感慨。他告訴記者，德國社會福利制度旨在讓民眾享受“從搖籃到墳墓”全方位國家照顧。儘管二戰後西歐一片蕭條，但美國幫助下，一些西歐國家創建了“萊茵模式”社會福利體系——促進經濟增長和保障社會公平“兩手抓”。民眾享受免費醫療，有福利住房、義務教育權利。而這些“紅利”當時戰背景聯繫一起。是當時西德，打造成西方福利制度和社會“窗口”，引起其他國家羨慕。維爾朗德想像，現在德英國許多普通民眾日子這樣過。
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創新治理研究院研究員趙永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二戰後，英法德國福利體系完成從“社會救助”到“社會保險”演變過程，推動了國家經濟和社會進一步發展。但“社會救助”增多同時，原有“社會保險”老齡化帶各種社會問題而“保險”。上世紀90年代前後開始，“社會救助”這個福利工具法國政府重視起來，如1988年推出“收入保障制度”、1990年旨在解決人口住房問題《貝松法案》，以及2000年人口“普遍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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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朗德看來，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後，歐洲福利開始面臨挑戰。1990年兩德統一後，社會福利壓力增大，經濟發展放緩，促使後來施羅德政府大刀斧進行福利制度改革，並引發民眾抗議潮。最近10多年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中東難民危機、新冠疫情及烏克蘭危機引發難民潮疊加在一起，讓歐洲社會問題爆發。
德國正在努力應移民問題。部分德國人認為，如果要解決勞動力和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個國家離不開移民。但有人擔心，德國福利制度會成為“吸引移民磁鐵”，並可能因此導致社會福利系統崩潰。
德國電視一台報道，德國去年湧入100萬烏克蘭難民，以及22萬來自其他國家難民。德國內政部統計顯示，2022年難民襲擊往年增多，共計發生1248 起，每天有3名難民成為右翼分子施暴受害者。德國左翼黨民政策專家克拉拉·賓格説：“道我們要等到1992年羅斯托克-利希滕哈根排外暴力事件重演嗎？”
核心提示：
西方福利國家實現諸如充分就業、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收支平衡經濟目標，福利國家區域經濟自身面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不能通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或是統一強加經濟政策加以解決。西方社會是一個政治化階級體系，福利國家基本上是勞資雙方“階級力量一種”。於全球化推進，資本流動性使這一打破了。
慈善、救助社會保障思想實踐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流長。進入 20 世紀後，西方國家經歷了1929-1933年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級矛盾日益鋭。階級矛盾，建立完善福利保障制度措施提出。1948年7月，英國宣佈成“從搖籃到墳墓”有保障“福利國家”，隨後西歐、北歐、北美洲、大洋洲、亞洲經濟發達國家宣佈施普遍福利政策。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建立起程度、形式社會福利制度。
福利國家出現後，於意識形態差異及執政黨本身性質差異，會導致政府選擇福利模式上存在差異。歐洲社會福利制度模式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主義類型，代表國家是英國，此種類型國家福利依賴三個支柱，是弱化國家作用、勞動市場參與方面風險個人化而非社會化、市場解決經濟社會問題。它主要強調提供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服務。第二類，社會民主福利型，代表國家是北歐各國，這種福利體制接受國家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延伸角色，並風險社會化，同時提供高水平福利補助和分配措施，通過高額徵税民眾提供包括醫療保健服務內眾多服務。第三類，保守主義類型，代表國家是中歐各國，它們收取社會保險費基礎上籌集資金，很多方面提供數額多福利金。第四類，家庭式福利體制，代表國家是南歐各國，其實行福利制度中歐各國相似，但是提供福利範圍，救濟水平。
研究表明，社會福利制度主要內容是社會救助制度，功能包括：一是全體居民提供了制度性儲蓄渠道，即年時工作階段，作為福利體系貢獻者，而當年老退休時，則可以享受福利制度提供養老安排。二是福利體系通過方式，進行經濟資源分配。一個典型例子便是税收系統，讓人繳税、富人多繳税。三是福利體系個人及社會能力投資，政府通過福利體系投資於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領域，包括育兒服務、小學到大學公立教育、失業培訓。通過福利制度，福利國家政府勞動者和勢羣體提供限度保護，並減少社會。福利制度各國政府合法性起到了作用，發揮了各國政府職能作用。然而，經濟發展面臨停滯困境、公共財政壓力上漲時，會有質疑聲發出——福利政策是否改變，福利支出是否過多而拖累經濟發展？德國總理默克爾引用一句話，歐洲佔世界人口7%、全球GDP25%，但其福利開支達到了全球福利總開支一半。
從 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福利國家陷入失業危機、老齡危機、財政危機、社會危機、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多種危機。目前，福利國家實現諸如充分就業、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收支平衡經濟目標，福利國家區域經濟自身面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不能通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或是統一強加經濟政策加以解決。福利國家存在着執政黨、工聯主義、資本主義聯合政治代表形式危機，主要表現日益增加選舉波動性以及民眾主要政黨。此後，各國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革。
國家有改革方向和內容，福利國家普遍推行多元化改革，但是無論如何改革和調整，國家和政府福利承擔上責任和作用是不可或缺。政府是福利制度改革主體，政府社會福利責任調整定位，以及建立政府社會福利責任承擔機制，國家權力層面高層設計以外，政府、企業和公民層面上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社會福利分配公平原則，某些領域需要擴展和強化。總體看，歐美福利制度改革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主要是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為目的，減輕國家社保負擔；同時加強福利制度中責任機制建立，強調社保國家負擔轉為國家、僱主、人員三方承擔，強調個人義務責任；推行私有化，引入競爭，提高效率。改革主要包括：社會保險以及社會救助方面改革、國民保健改革、住房和教育改革。但其改革達到預期目標，沒有徹底改變一些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中存在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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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改革是能力人提供工作機會，為能力人提供生活保障，節省福利開支為宗旨。未來政府角色是提供所有社會保護，而是提供組織和規範。改革主要包括：養老保險改革、醫療保險改革、失業保險改革、教育改革、工資制度、疾人救濟改革。總體上，第二階段福利制度改革與第一階段改革相比較，全面和徹底，同時取得了效果。
西方國家福利制度改革我國改革啓示主要體現，各國圍繞政府市場兩個主體博弈與契合方面，通過科學制定福利政策和制度，責任劃分、兼顧公平和效率、擴大資金來源、加強法制建設。
20世紀60年代是西方國家轉移支付主推行福利社會制度頂峯，財政收入佔GDP比重、財政支出佔GDP比重，以及福利支出和轉移支付佔財政支出和GDP比重攀升。全球化進程迅猛推進，以及這一過程中主義引發新矛盾、問題集中出現，是金融危機後，福利削減，使得大量危機時期需要福利支持人羣陷入困境，這種狀況顯然這些國家建立福利制度相違背。西方社會是一個政治化階級體系，福利國家基本上是勞資雙方“階級力量一種”。於全球化推進，資本流動性使這一打破了。
第一，市場經濟效率與公平困擾。作為兩極分化和階級衝突表現——效率與公平、與、財富正義之間矛盾和糾結，以及它們表達資本勞動訴求、鬥爭、博弈，貫穿社會福利制度之中，其政策權衡和選擇打上了印痕，從而牽動了這一制度自我調節、應時修改和基本走向。這些困境中，如果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現代社會秩序維持是不太可能。同時，社會福利制度作用並不是萬能，靠這項制度不足以使社會生活獲得免於一切困擾保證。因此，福利制度不是一勞永逸，而是社會動態運行中尋求新解決方案。
第二，低收入支出困境。政治民主化普選制下，贏得選票，各種制度安排與所有決策考慮大多數人訴求。政府既要贏得僱主和資本家支持，許諾其減税，使政府收入減少；要獲得中低收入階層認可，許諾其提供就業、醫保、社保高福利，政府支出相應增加。福利制度從而遭遇低收入支出困境。
第三，社會福利制度社會分層結構合理化。西方社會福利制度可能消除社會結構和分層現象中不平等性，只是使合理化了。西方福利國家實踐中，對福利資源只能“目標鎖定”，採取選擇性配置，階層、羣體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社會資源和機會“享”是，因而不能避免上層、中層、下層、底層羣體分離。現存階級體系內部，福利政策產生出分層類型，這種事實上意義上加大了差距。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國家中，社會權利增長沒有上改變其階級體系。大部分情況下，福利服務沒有能夠消除。因此，社會福利制度通過社會資源和機會配置可以使社會利益結構得到某種調整，但脱離社會不平等性及分層結構合理化。
當地時間1月31日，法國爆發全國罷工。小島到大城市，數百萬示威者湧上法國街頭，規模超過了1月19日第一輪示威潮。美聯社報道稱，這是馬克龍政府計劃推遲退休年齡引發意志碰撞。
法國政府計劃是法定退休年齡現在62歲延後64歲，並推遲領取全額退休金年齡。勞工部估計，上述措施使每年退休金收入額外增加177億歐元。
馬克龍政府及其反對者來説，全國性罷工和示威是一場關考驗。最近幾十年裏，主要大規模社會動員首要涉及是退休改革這個爆炸性問題：1995年如此，2003年如此，2010年和2019年是如此。不過，今年罷工潮無論是是參加人數，超過以往，體現出法國民眾“憤怒”。但是，真理並掌握人多手裏——於經濟情況今非昔比，法國社會福利體系入不敷出，有“養懶漢”嫌福利主義面臨挑戰。
二戰後，法國和許多西歐國家，建立了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社會保障制度，致力於建設“福利國家”。西歐福利社會建設是笑傲全球一套制度安排，連美國望塵莫及，因為後者覆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沒建立。
西歐社會保障體系發起者是100多年前普魯士，“鐵血宰相”稱俾斯麥首創。俾斯麥頒佈了疾病保險、工傷事故保險和養老保險法，建立了覆蓋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德國因而成為世界上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國家。後來德國經驗傳播到西歐各國。二戰結束後，西歐步入二三十年發展期，各國後建立起一整套社會保障福利制度。
毫無疑問，社會保障制度體現了現代社會“”，是人類文明。但同時應該看到，社會保障體系不是一成不變，時俱進，社會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否則會“好心辦壞事”。社會保障制度人詬病一點是“養懶漢”。筆者西歐生活時，許多民眾抱怨一些人鑽政策空子，拿失業金、住房補貼過日子，挫傷了許多人就業積極性。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瓶頸”引起許多有識士深思，“福利社會”何處去是歐洲精英階層辯論一個熱點問題。到法國，於人口老齡化加重，經濟增長，二十年前媒體警告稱：社會保障體系若改革，法國“破產”。
1945年法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時，人口壽命65歲；而今天，法國人均壽命達到82.4歲，法國老齡贍養率（65歲以上人口勞動年齡人口）高達37.3%，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近7個百分點。然而，其老齡化程度匹配是，法國法定退休年齡和實際退休年齡於發達國家水準。大量法國勞動者可以通過多種提前退休渠道60歲前實現退休。本世紀以來，法國養老金支出佔國家生產總值比重上升，2002年11.67%一路攀升到2021年13.8%。於國家各種養老金體系兜底，國家財政壓力山大。
法國執政精英們意識到，退休制度改革勢，但於福利主義氾濫、改革動了大多數人“奶酪”，改革未能。新世紀以來歷屆法國政府想仿效德國範例進行改革，多次發起提高退休年齡宗旨退休制度改革，主要舉措包括提高養老金領取年齡、延長全額領取養老金繳費年限以及推動職業養老金並軌改革。法國退休制度改革可謂是改屢敗——薩科齊到奧朗德，歷屆法國政府從理性和實際出發，推動退休制度改革作出努力，但一次次扼殺於民眾抗議浪潮之中，引發執政危機。如今，命運輪盤轉到馬克龍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