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移民作家】移民文學 |移民作家視野下的德國故事 |以遊戲姿態書寫記憶 |
説一個德國村莊描繪了萬花筒肖像,探討了“我們”歷史關係、銘記歷史責任主題。這部小説中世紀歷史和現中穿行,德國政治現實有敏鋭觀察,但這部説會,結尾充滿救贖意味,讓人忍不住會心一笑。
薩沙·斯坦尼西奇1978年出生於波斯尼亞小城維舍格勒,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波斯尼亞人。1992年,躲避波斯尼亞戰爭,年14歲他父母親逃亡到德國海德堡,從此定居下來,並以德語寫作,成為了一個失去故鄉和母語人。
2006年,年27歲斯坦尼西奇橫空出世,藉篇處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聲機》嶄露頭角。斯坦尼西奇是講故事天才,孩童天真視角中,不僅有波斯尼亞社會小人物種種生活面相,映現出政治變遷日常生活塑造和改寫。説問世後獲得英格博·巴赫曼文學獎“讀者喜愛作品獎”。
2014年,沉潛數年斯坦尼西奇歸來,藉《我們祖先交談夜晚》獲得當年萊比錫書展大獎、德國圖書獎提名,譽為德語文壇上“令人耳目一新事件”。斯坦尼西奇説,這本書來源於重返故鄉經歷。其時,他回到故鄉小城維舍格勒附近一個小村莊,村莊墓地中看到,每塊墓碑上刻着他家族姓氏。他意識到:這個村莊故事可能會消失了,完全湮沒時間洶湧大河之中。他決心寫一本村莊故事。
菲斯滕費爾德,位於德國東北部勃蘭登堡州一個小村莊。千百年來,它見證了中世紀時期女巫燒死、盜處以絞刑;目睹現代德意志兵燹和興衰;兩德分裂和統一中浮浮,如今村莊人口開始縮減,一輩人凋零,“死去人多於出生人”。“安娜節”是村莊傳統節日,儘管慶祝節日許多規矩襲,初秋到來時,人們燃起篝火,焚燒假人。
節日前夜,整個村莊陷入夜幕,斯坦尼西奇詩意而筆觸對準一個個次第上場人物,形成一幀幀電影鏡頭:開渡船艄公開場死亡——一個意味深長消失——留下湖上空蕩蕩小船和亮着燈艄公小屋;90歲高齡克蘭茨夫人,一位來於前南斯拉夫地區、患有夜盲症畫家,她畫筆是歷史記錄者,但她描摹過夜色中村莊,此刻,她冒雨出門嘗試;一個名叫安娜女孩正在繞着村子夜跑,巧遇兩名男子,撞上了試圖自殺“前東德上尉、後來護林員、如今退休農業機械廠打黑工”施拉姆先生;前東德秘密警察迪茨舍曾偷看人們信件,人詬病,他獨來獨往,將全部熱情於養殖德國腿雞。形形色色人物穿針引線,織就了村莊集體肖像,此外,一隻遊走於村莊偷雞蛋母狐狸還提供了一個平行於人世間動物視角,因為村莊場域中,人、動物、景物是而,使得“交談”層次、含義。
你出生地是一個復存在國度,你該如何應?波黑裔德國作家薩莎·斯坦尼西奇他自傳體説《我從哪裏來》中出了他答案。1987年,斯坦尼西奇出生於波黑小城維舍格勒,他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波斯尼亞穆斯林。1992年,躲避波黑戰爭,14歲他父母逃亡到德國海德堡,從此定居下來並開始德語寫作。《我從哪裏來》德語原版書名“Herkunft”,其中“her-”表示“來”,“-kunft”表示“到達”,合在一起“出身”意思。彼時拿到德國公民身份斯坦尼西奇通過這部説書寫他故鄉、童年時代和祖先記憶思念,同時有他無法回到故鄉困境。
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德國移民人口超過總人口1/4,移民文學德國文壇佔據了不可忽視位置。1980年代土耳其人是德國移民人口中羣體,因此書寫移民文學主要是土耳其裔作家。緊接着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南斯拉夫解體,大量難民巴爾幹半島跨過東南歐來到德國。德國移民文學於是發生了“巴爾幹轉向”,湧現出一批像薩莎·斯坦尼西奇,亞歷山大·黑蒙這樣帶有“巴爾幹氣質”作家。
遷移逃亡、生存抗爭、割裂身份認同是移民文學會關注母題。面物是人非故鄉和帶有災難性色彩經歷,斯坦尼西奇獨到處理方式使他主流悲情敍事中顯得。作家、輕盈筆法和文本遊戲運用塑造出一位帶着遊戲性姿態面現實和過去主人公。“血和淚這本説裏找得到,但我説作者寫法是舉重若輕。他每一筆後出現一種調侃,一種嘲諷。讓你覺得事情,過往,今天後回憶起來,可以微笑面,你一種文學上的託舉力量。”日前陸家嘴讀書會新書分享會上,復旦學德語系青年研究員李雙志面斯坦尼西奇説發出這感嘆。他對談是媒體人鄭詩亮,兩位嘉賓通過共讀方式帶領讀者一起走進薩莎·斯坦尼西奇文學世界,探討移民現實問題和遊戲文本邊界。
作為一名前南斯拉夫人,斯坦尼西奇書寫個人家族史是國家史。書中家族描寫橫跨三代人,通過碎片化回憶拼接祖輩、父輩和他自己一代生活圖景穿插展現讀者面前。祖輩,即敍述者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代表了他童年回憶中一個無憂無慮南斯拉夫:患有阿爾茲海默症奶奶活過去記憶,是她和爺爺愛情中,她象徵着一個願脱離南斯拉夫人。她走街上一遍遍呼喊着一位叫“克里斯蒂娜”小女孩名字,而“克里斯蒂娜”她自己名字。奶奶這位人物出現開篇,敍述者了完成奶奶心願幫她尋找去世爺爺,形成一條貫穿全文敍事主線,這同時是《我從哪裏來》文本遊戲主要線索。
第二代人,即敍事者父親和母親反映了南斯拉夫從民族和睦到分崩離析以及家族作為難民流離失所歷史。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塞族,一個是波黑族穆斯林,他們結合象徵着一個本來各民族各信仰可以共存南斯拉夫文化熔爐。然而,南斯拉夫解體後塞族和波黑族間爆發了高度敵,穆斯林成為了迫害對象,敍述者父母帶着他一起逃離家園,作為難民來到德國。
來到德國後他們只能事體力活,母親進入洗衣房裏辛勤勞作,父親淪落到建築工地上。這他們原本在家鄉作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形成,而這種當今勞工難民身份進入歐洲外來人口中有着普遍性。到了1997-1998年,半島恢復和平,德國當地難民政策,父親母親遣散回國,敍述者和他們聯繫由此產生斷裂。
到了故事主人公這一代,14歲進入德國教育系統他南斯拉夫人身份認同之外,德國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但即便如此,他和所有難民、移民後代需要面當地人日常生活裏流露出疏離感,是隱性歧視——“一個完全認可德國人”於是嵌入他身份認裏。多重、拼貼式認同並存在他身上,塑造出他生活體驗和處事方式。
談及德國社會移民態度時,李雙志提到,於驅逐和屠殺猶太人歷史,二戰後德國揹負了人道主義包袱。移民問題表態時,德國官僚傾向於佔領道德高地,表現出接納包容姿態。戰後社會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德國政府系統性地引進了一些高素質、移民解決勞動力狀況,但同時帶來了社會資源競爭、民族宗教衝突和社會秩序,這些問題是需要普通百姓來揹負。因此,德國人一方面顯示自己對移民有接納意願,另一方面外來人口湧入有着天生恐懼。
書中薩沙找房時是波黑語原名“Saša”,這一帶有東歐特徵名字使得他租房市場中四處碰壁,直到後來他名字改成德語拼法“Sascha”租到房子。一次薩沙朋友聚會上,方客人有意將波斯尼亞誤聽成波士他當作美國人來交談,他非但沒有戳穿,反而饒有地帶有波士頓口音英語對方交談甚。主人説破時他表示,“我讓他們相信我是來自波士頓一個交換學生,讓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來自波斯尼亞難民,談話會鬆。”上述場景中作者作玩笑來寫,“我願意告訴大家,我放下這個身份糾結於我們身份問題發出笑聲,讓大家知道出身來核定一個人價值是可笑。”
斯坦尼西奇不僅體現他語言風格中,融入進他遊戲化文本安排。説並非遵循時間序敍述,而是過去現在、回憶現實打亂、拼接,需要讀者像解密自行梳理出多條敍事時間線。每一段篇幅只有幾頁,輕盈,作者習慣於帶有戲虐性內容和突然話題並置,突出兩者間同時,削弱了歷史和感。
此鄭詩亮舉出書中令他印象一個片段,“鐵託南斯拉夫人民是神存在,是社會主義領袖。説裏面提到鐵託有時會肅,講到他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意義和民族和平重要性,然後馬上筆鋒一轉説奶奶家裏掛了鐵託畫像,畫中鐵託白白胖胖,有幾分。”關於南斯拉夫解體,斯坦尼西奇上一節寫克羅地亞爆發了一個個局部衝突,白色恐怖籠罩,下一節鏡頭轉向解體前夜主角父親去現場觀看貝格爾萊德紅星球隊球賽,“八萬多觀眾歡呼,響聲震耳聾,令人毛骨悚然。”斯坦尼西奇有意識地遠離一種渲染式、悲情化表達,但遊戲性背後透露出是底色。
335頁開始,《我從哪裏來》直接挪用了遊戲設計的敍事手段,讓讀者帶入敍述者視角,假設自己返回養老院,和奶奶説聲晚安。後每一段“我”和奶奶交流中,讀者給到多個選項選擇如何迴應奶奶,每個選項打開路徑,通向結局。李雙志認為遊戲文本這部作品裏之所以,是因為遊戲提供可能性和前面故事是,“它裏面包含了一個可能性渴望,而這種渴望如果沒有前面那麼多鋪述,沒有那麼多記憶、歷史、以及對奶奶情感鋪墊,你是感覺不到後面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分岔。”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講文學陷入危機可能有誇大其詞或者玩個噱頭成分。文學遭到挑戰,然而文學會死掉。它只是地各種形式煥發活力,關鍵是要看有沒有、有天賦、願意去創新作家來這種形式,文字本身是有它魅力。”鄭詩亮看來,“怕怕文字創作者固步自封,而且很,排斥別的形式。只要你保持一個開放心態,我覺得是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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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生地是一個復存在國度,你該如何應?波黑裔德國作家薩莎·斯坦尼西奇他自傳體説《我從哪裏來》中出了他答案。1987年,斯坦尼西奇出生於波黑小城維舍格勒,他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波斯尼亞穆斯林。1992年,躲避波黑戰爭,14歲他父母逃亡到德國海德堡,從此定居下來並開始德語寫作。《我從哪裏來》德語原版書名“Herkunft”,其中“her-”表示“來”,“-kunft”表示“到達”,合在一起“出身”意思。彼時拿到德國公民身份斯坦尼西奇通過這部説書寫他故鄉、童年時代和祖先記憶思念,同時有他無法回到故鄉困境。
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德國移民人口超過總人口1/4,移民文學德國文壇佔據了不可忽視位置。1980年代土耳其人是德國移民人口中羣體,因此書寫移民文學主要是土耳其裔作家。緊接着到了1990年代後半期,南斯拉夫解體,大量難民巴爾幹半島跨過東南歐來到德國。德國移民文學於是發生了“巴爾幹轉向”,湧現出一批像薩莎·斯坦尼西奇,亞歷山大·黑蒙這樣帶有“巴爾幹氣質”作家。
遷移逃亡、生存抗爭、割裂身份認同是移民文學會關注母題。面物是人非故鄉和帶有災難性色彩經歷,斯坦尼西奇獨到處理方式使他主流悲情敍事中顯得。作家、輕盈筆法和文本遊戲運用塑造出一位帶着遊戲性姿態面現實和過去主人公。“血和淚這本説裏找得到,但我説作者寫法是舉重若輕。他每一筆後出現一種調侃,一種嘲諷。讓你覺得事情,過往,今天後回憶起來,可以微笑面,你一種文學上的託舉力量。”日前陸家嘴讀書會新書分享會上,復旦學德語系青年研究員李雙志面斯坦尼西奇説發出這感嘆。他對談是媒體人鄭詩亮,兩位嘉賓通過共讀方式帶領讀者一起走進薩莎·斯坦尼西奇文學世界,探討移民現實問題和遊戲文本邊界。
作為一名前南斯拉夫人,斯坦尼西奇書寫個人家族史是國家史。書中家族描寫橫跨三代人,通過碎片化回憶拼接祖輩、父輩和他自己一代生活圖景穿插展現讀者面前。祖輩,即敍述者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代表了他童年回憶中一個無憂無慮南斯拉夫:患有阿爾茲海默症奶奶活過去記憶,是她和爺爺愛情中,她象徵着一個願脱離南斯拉夫人。她走街上一遍遍呼喊着一位叫“克里斯蒂娜”小女孩名字,而“克里斯蒂娜”她自己名字。奶奶這位人物出現開篇,敍述者了完成奶奶心願幫她尋找去世爺爺,形成一條貫穿全文敍事主線,這同時是《我從哪裏來》文本遊戲主要線索。
第二代人,即敍事者父親和母親反映了南斯拉夫從民族和睦到分崩離析以及家族作為難民流離失所歷史。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塞族,一個是波黑族穆斯林,他們結合象徵着一個本來各民族各信仰可以共存南斯拉夫文化熔爐。然而,南斯拉夫解體後塞族和波黑族間爆發了高度敵,穆斯林成為了迫害對象,敍述者父母帶着他一起逃離家園,作為難民來到德國。
移民文學(Migrations literatur)成為當今德國文壇上一個備受關注文學現象,一批一批脱穎而出的移民文學作家當今德國文學發展地注入了前所未有活力,使形成了多元並舉百家爭鳴態勢。這些移民文學作家於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獨具特色觀察視角和藝術形式,表現了對現實生存思考、各種社會問題關注和人類未來擔憂,極大地了當代德國文學藝術表現力。赫塔·米勒200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德國移民文學引起學界和讀者泛的重視和解讀。當代德國作家薩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1978— )堪稱這種移民文學新生代代表。
斯坦尼西奇出生波斯尼亞小城維舍格勒,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波斯尼亞人。1992年,波斯尼亞戰亂中,他父母親逃亡到德國海德堡,並從此定居德國。他受到文化薰陶和影響,這他後來眾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而刻骨銘心青少年經歷成為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創作源泉。斯坦尼西奇看來,移民背景是其文學創作形影不離“雙影人”,寫作要人生經歷獨特的敍事方式融合成具有張力藝術圖像,使飽含歷史底藴和時代活力。海德堡大學上學期間,斯坦尼西奇開始德國文壇上嶄露頭角,他那“只有踏上文學創作路童年夢想不可阻擋地變得”(斯坦尼西奇)。2005年,這位文壇後起之秀短篇説《我們地下室裏玩什麼…》(Was wir im Keller spielen…)成為當年巴赫曼文學獎有力競爭者。這部小説一個兒童視角淋漓地描寫了南斯拉夫戰爭人們造成身體和精神創傷,後獲得了多個文學獎項。2006年,斯坦尼西奇發表了他篇説處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聲機》(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開始德國文壇上綻放,引起了轟動。這部帶有傳色彩説中,作者形象地刻畫了一個來自波斯尼亞年輕人形象。主人公父母逃亡到德國,可這個陌生新家鄉,他無所適從地逃脱到一個故事和回憶組成揮之不去世界裏。説敍事既富有詩意。這部小説一問世,得到批評界青睞,成為經久不衰暢銷書,翻譯成了30多種文字。斯坦尼西奇因此後獲得了德國圖書獎提名獎(2006年)、不來梅城文學獎(2007年)和沙米索文學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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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祖先交談夜晚》(Vor dem Fest,2014年)是斯坦尼西奇發表第二部説。2013年,這部當初名為《安娜》説手稿贏得了多布林説獎,獲得了萊比錫書展大獎,而且當年提名德國圖書獎。《我們祖先交談夜晚》譽為當年德語文壇上“令人耳目一新事件”。
《我們祖先交談夜晚》講述是一個當年東德小村莊故事,它敍事時間是地傳統節日——安娜節前夜。説有一主人公和情節結構,而是時空交錯敍述主線上,斷片式地勾勒出了發生這個地方一個個看似微不足道事件以及活動其中形形色色小人物。作者一種若即若離多層敍述視角出發,採取了有分有合、融合貫通表現手法,地將這個小村莊現實歷史編織成一個層次馬賽克圖像,使得發現藝術虛構其中承載,相得益彰,創造了二者之間天衣無縫;一個小地方、一個個小事件和小人物既獨立,交融,自然而然地匯聚成一個相映成趣現實生存眾生相。作者這裏試圖“通過觀察和虛構去拯救所失去生存中可以拯救一切東西”(《法蘭克福匯報》)。可以説,斯坦尼西奇敍事方式喚醒了一個封閉小世界,描寫了它、、空虛和力量。讀者這裏所感受到是,一個小村莊那現實深深地承載着啓人深思大千世界,一個個穿插其中虛構歷史事件無藴含着現啓示。
説開頭一句話,既像是告別,輓歌:“我們。我們沒有艄公了。”實際上,這是作者賦予説敍事基調。艄公這個人物説中扮演着一個穿針引線角色,他雖然是一個成為歷史世界原型代表,但穿於歷史現敍事交織中,既承載着歷史,是現實生存鏡像。可以説,這部説是斯坦尼西奇這個具有代表性小村莊菲斯滕費爾德唱響一曲輓歌,因為他其中看到了統一後德國人生存中人視而不見掩飾東西。作者這裏有創意地匯聚了一羣原型人物,描寫了他們工作和習慣、他們語言和情感世界、他們希望和絕望。
日前指考落幕,「移民工文學獎」首次入國文科試題,令我想到2017年德國文學圈一件要事:Chamisso文學獎(Adelbert-von-Chamisso-Preis)終止。
德國自詡文化立國。德語中有「文化國家」(Kulturnation)概念,即「國家」理解為「由一羣有文化並因此感到彼此相關人組成的羣體」,這「文化國家」境內,大小文學獎繁不勝數。而使Chamisso文學獎獨樹一幟是該獎項授獎對象:母語德文德文創作作家,此獎項因此兩三百年前那位母語法語德文詩人Adelbert von Chamisso名。
Chamisso文學獎創建於1985年,於德國移民文學(Migrationsliteratur)發展居功厥。儘管1985年距離第一批土耳其客工(Gastarbeiter)到來過了二十餘年,當時德國社會這羣南方人抱有排斥。「文化之國」乃是文化建國——這裡文化指是歌德文學或者舒伯特古典「高等文化」(Hochkultur),而非街角旋轉烤肉或清真寺——這羣客工無論如何劃入這種「文化國家」想像中,遑論文化圈掌握發聲位置。
因此,Chamisso文學獎創辦初主要作為一個平台,使第一代客工移工生活描寫得以讓文化之國看看,有人無需歌德能此地度日。然而隨著時間,Chamisso文學獎獲獎者發多元。得獎者限於客工獲肯定創作主題,超越工人離鄉打拼典型勞敍事,開始蔓延跨文化題材,把玩離散、身分認同、族羣融合課題,處理上發具有文學巧思。
文學性愈臻,Chamisso文學獎政治社會意義上挑戰德國文化國家「文化」定義。中後期獲獎作家諸如移民二代Feridun Zaimoglu、政治犯Abbas Khider、或者主修文學Yoko Tawada,能信手書寫優美的德文、德文古典文學旁徵博引,不約而同地透過作品促成換位思考,藉由故事引導德國讀者文化他者視角觀看世界。當「文化」為「文化國家」服務,德國人國族想像受到鬆動。Chamisso文學獎三十多年來獲獎者名單,一份德國社會如何多元化紀錄。因此,這個獎項宣佈止時,上下一片譁然。
官方説法是最初設獎目的達成,故本獎項繼續頒發—各位非母語作家們現筆生花,實力足夠其他文學獎大放異彩,因此本獎項無存在。贊同者認為這個獎項結束象徵著「德國國家文學(deutsche Nationalliteratur)如此國際化:生理德國人文學(biodeutsche Literatur)與移入者文學(Immigrantenliteratur)之間無差異存在。」(Radisch, 2016)
不論此處標籤有多令人困惑,文類寫作者定義(而非寫作風格、主題或題材),顯得過時。而批評者主要論述多質疑這樣取消理由過於家父長式,並預設了某種德國文學標準模樣:視移民文學而需要幫助,於是分這些人一些關注和獎金,現今移民可以德國人寫得「一樣」,有頒發獎項。雙方幾次論辯未果,Chamisso文學獎2017年落幕。而同時間德國社會是風雨飄搖;難民問題浮現,國內右派操作,排外情緒起。